根据周朝的规定，死者不能使用生前的名字，而只有王公贵族才有资格获得谥号。简单来说，谥号是后代人对死者的一种评价，类似于今天我们所说的“名誉”。想象一下，如果死后给你一个差评，但你既没有百万粉丝去为你辩解，也不能在坟前揭开棺盖去和人对抗，这就像《史记·秦始皇本纪》中所说的：“朕闻太古有号毋谥，中古有号，死而以行为谥……至今已来，除谥法……传之无穷。”这就是谥号背后的深远影响。

通常，皇帝死后，礼官会举行议定，选定多个谥号，由继位的皇帝做出最终选择。不同的朝代，谥号的选定过程略有不同。汉朝时期，刘邦的谥号是一个字“高”，但实际上，他的庙号是“太祖”，也就是我们常听到的“汉高祖”。有趣的是，刘邦本应被称作“汉高帝”，但由于司马迁在《高祖本纪》中使用了“高祖”这一称呼，导致后人都采用了这一称号。刘邦死后，谥号的使用开始变得更加复杂，逐渐演变成两个字，且通常会以“孝”字开头，如“孝武皇帝”（刘彻）和“孝献皇帝”（刘协）。而在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，谥号通常也为一至两个字。特别是自曹魏开始，皇帝的谥号大多没有什么“差评”，而是多用一些显示皇帝仁慈、怜悯的字眼。

到了唐朝，三品以上的官员才有资格获得谥号，这一时期的谥号颇具气派。连一些平凡的皇帝，死后也能被颂扬为极具荣耀的人物。举个例子，年仅16岁即位、不到两年便去世的唐敬宗李湛，死后也被授予了“睿武昭愍孝皇帝”的谥号。而唐玄宗李隆基则为其祖先们定下了七个字的谥号，这也凸显了唐朝对谥号的重视程度。

宋朝时期，谥号的重点是“重文轻武”。根据《宋人谥号初探》中的统计，宋朝856名大臣的谥号中，28.5%都包含了“文”字，而含有“武”字的谥号仅占3.87%。相比其他朝代，宋朝的谥号着重于文化成就，且武功者的谥号较为稀少。

进入明朝后，谥号的使用更加严格，谥号成为一种象征权力与地位的标志。到了清朝，谥号变得更为庞大，历史上最长的谥号——清太祖努尔哈赤的谥号，足足有25个字：“承天广运圣德神功肇纪立极仁孝睿武端毅钦安弘文定业高皇帝”。尽管清朝的谥号常常冗长，但其中最关键的往往是最后一个字，如乾隆帝的谥号：“法天隆运至诚先觉体元立极敷文奋武钦明孝慈神圣纯皇帝”，其谥号长短与内涵都表现了当时皇帝的权威与威严。

明清时期，谥号的追封更为频繁。清朝不仅为其已故帝王追谥，还追封了许多明朝的大臣，甚至为崇祯皇帝和建文帝朱允炆分别追封了谥号。而从西汉到清朝末期的几千年里，仅有10473人获得谥号，其中明清两代就占据了近一半。与其他评价方式相比，谥号更具权威性、代表性与持久性。

为了得到一个好的谥号，古代人可谓是拼尽全力。以左宗棠为例，他原本只是一个举人，但为了获得“文”字谥号这一顶级荣誉，他甚至在新疆打战期间，请求辞职参加科举。皇帝听闻后，立即特赐给他“进士”出身，最终左宗棠也在死后获得了“文襄”的谥号。

然而，谥号背后的权谋斗争也非常深刻。很多人为了死后能获得一个好名声，不惜行贿官员，夸大死者的功劳。明朝时期，严嵩父子便在权力的暗黑交易中，做起了“死人生意”，以此从中牟利。

总的来说，古代的谥号可以分为三类。既然如此，我们不妨想象一下，如果有一个虚拟的国家，它的国号是“美”，现任“BOSS”是沃士夏硕德·拜登，依据他的生平事迹、突出贡献以及个性特征，我们是否可以为他选定一个合适的谥号呢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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